近年来，国家对于英文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很大，业界对此一直有一些争论。今天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英文期刊和中文期刊的发展并不矛盾
英文期刊和中文期刊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相借鉴、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咱们国家最好的中文刊和最好的英文刊背后经常站着同一批人。很多英文期刊发展较好的出版单位，人家中文刊也做得很好，发展英文期刊似乎也没让中文期刊受到什么损失。其次，这些出版单位中文期刊已经做的很好了，甚至有些中文刊已经稳稳处在“领军”地位了，为什么它们还要发展英文刊？我觉得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最后，从“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到“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先不说英文刊为期刊界带来了多少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期刊界注入了一股“活水”，为期刊同行们提供了目标和方向。同时也对一些编辑部改善内部办刊环境提供了一些帮助（领导更重视了）。
二、英文期刊更易“破圈”
英文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语言，我们如果希望能够跟国际学术界更好地交流，英文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相比之下，中文的传播半径很难突破华人圈。当然，有些同行会提出，屠呦呦、袁隆平等人的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同样获得了世界瞩目。我同意中文期刊同样可以出世界级成果，但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成果的产出时间。根据中国知网统计，袁隆平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他引用次数最高的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97年、1987年和1990年。屠呦呦先生的第一篇关于青蒿素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而她首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青蒿素论文则是在1981年。几十年的悠悠岁月，当时的国际局势、社会环境、学术环境、技术手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总以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甚至未来的问题。202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越来越多的高质量论文在中国本土期刊上发表》，文中提到11种期刊，其中10种英文期刊，1种中文期刊。可见，在现阶段，英文期刊显然要比中文期刊更具优势。
三、中国需要在英文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021年5月25日，《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刊出文章“现在，中国主流科学家必须一起携手反击了”文中提出，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表一篇最新论文，用科学研究的成果驳斥了西方媒体所谓武汉病毒所“病毒泄露论”。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世卫组织就在武汉病毒所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泄漏，以及没有证据显示免费的外文期刊网站，2019年12月前武汉市就有疫情传播。”这在中文世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英文世界却依然被肆意炒作。我注意到，石正丽这篇文章发表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个人猜想，应该是石正丽团队基于时效性的选择，或许也是为了回避西方部分学者或期刊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刻意打压。试想，如果有一批具有顶级影响力的期刊为武汉病毒所“正名”，在学术界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那么西方大众媒体的污蔑和诽谤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英文期刊能够更好地对抗不确定性
微观层面：咱们国家的一些顶级英文期刊在介绍办刊经验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它们会为中国科学家设置一些“绿色通道”，对一些被国外刻意打压的中国原创成果进行优先发表。因此，为了给中国科学家更好的“保驾护航”，我们需要在更多学科、拥有更多数量的中国英文期刊。
中观层面：2021年5月25日，网易号文章“美议院86:11通过新法案，欲对华彻底脱钩，确保让中国付出代价”，文中提到：“美国政界旨在通过这一法案推动美国科技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希望通过中美科技领域的脱钩，减缓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之所以能迅速提高，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获得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虽然这种论调我们看起来很荒唐，但似乎却是美国人的共识。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期刊界也要有所准备。我个人认为，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更多的高质量英文期刊，让这些中国的英文期刊与国际期刊界和国际学术界深度绑定，让更多的西方学者成为中国英文期刊的朋友，真要有什么意外也能有更多的国际学者为中国英文期刊“发声”。
宏观层面：2021年5月21日，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刊发文章“若论文数据库也遭美国卡脖子，中国如何应对？”文中援引中国科协技术协会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王小宁提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不让我们使用PubMed，我们该怎么办？”其实，除了PubMed，还有一系列数据库都由西方国家控制，在“脱钩”的大背景下，这确实是一个让中国科研人员眉头紧锁的问题。由此想到我国的英文期刊出版，中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都在与国外出版公司合作，如果“脱钩”，如果被“卡脖子”，我们怎么办？我能想到的破解方式就是尽快创办更多的英文期刊，让更多的中国英文期刊进入SCI、SSCI、EI、AHCI等国际期刊数据库。只有我们拥有足够多的英文期刊，我们才有能力破解未来的不确定性。简单说，就是“做最强的自己”。通过发展自己，来应变未来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挑战。真要遇到极端情况，我们的期刊也能有“拉出来单干”的底气和实力。这一点我们真要向华为好好学习。
五、中国英文期刊要学会利用国际平台和国际规则
接着上一条继续说，我一直主张中国能有更多的英文期刊，我也赞同宁笔先生：“中国应该有1000种SCI期刊”的主张。国外数据库不是洪水猛兽免费的外文期刊网站，而是我们走向国际学术界的窗口和通道。我们也别怕被所谓的“国际规则”打压。中国并不缺乏合理利用国际规则，提升自身发展的先例。我国加入WTO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其实，我们现在加入的各种国际组织几乎都是西方国家发起的，但我们随着国力的提升，正在各种国际组织中获得越来越高的话语权。当然，这种话语权不是凭空而来的，还是第四条那句话，我们要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就要“做最强的自己”。
六、期刊领域中文和英文的关系
在学术界和期刊界都有观点认为，过度发展英文期刊可能会导致中文期刊的边缘化，甚至影响使以中文为载体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我一直认为，作为学术语言，中文和英文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袁隆平先生的第一篇文章也曾被科学通报翻译成英文发表了，时间仅比中文期刊晚了一个月。而且，袁隆平先生的英文也非常好，在美国等国也做过学术交流，这些对推广他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可见，老一辈科学家对英文并不排斥。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老师在她的文章《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中提到，“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他的首篇狭义相对论论文，就是用德语发表在德国著名刊物《物理学年鉴》上的。英语成为广泛使用的学术通用语，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50余年的较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战胜多语制。”她还指出：“回看历史，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之间的更迭，基本上发生在同一语系内。即便如此，英语一统天下的形成还花费了百年时间。而中文与英语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即使能够实现更替，至少也要花费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面对这种现状，她认为，“中文应该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学术通用语”。我个人很认可这个建议，一方面，这个建议正视了英文作为国际学术通行语言短时间不会改变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为中文如何提升自己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指出了方向。而且这个建议也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期刊如何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战略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框架，期刊界的同仁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好好研究一下。
七、中国要在英文世界树立自己的形象
前几日，看到一则材料，文中列举了哲学社科领域以中国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包括SSCI期刊《China Quarterly》、《China Journal》、《Modern China》、《China Review》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还有A&HCI收录的欧洲汉学名刊《T’oung Pao》(《通报》)和美国清史研究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等。遗憾的是，这些期刊没有一本是中国大陆地区主办或出版的。虽然我国学者也可以投稿，但选稿的主动权还是被西方掌控。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相应的英文学术期刊，在英文环境下的“中国形象”传播将始终受制于人。其实，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摆脱西方教科书，具有独立思考，并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对于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话语都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哲学社科领域，中国也需要创办一批自主可控的英文期刊。
最后，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观点一：无论英文期刊还是中文期刊，都是中国期刊，只要中国期刊能发展就是好事，无论它是哪个语种。
观点二：目前的环境下，对于英文期刊的发展更为有利，我支持优先发展英文期刊。
观点三：英文期刊是中国期刊的先锋队，可以为中国期刊的整体发展探路搭桥；中文期刊是中国期刊的大部队，其发展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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