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勇猛是相当有限的。一旦面对现实世界，张艺谋立即收起了张狂的模样，以如履薄冰般的谨慎，制作一部部十分乖巧的影片。
王朔更是直斥其为投机分子：
张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返璞归真”，他的严肃相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倒是冯小刚有一份电影之外的体谅：
电影圈有两类人，先天占了优了。一类是，父母就在这个行业里遥遥领先的。他们从小到大，父母的影响力始终在帮助他，使他们可以花三分的力，获得十分的效果；还有一类是当官的孩子，他们父母的影响力，填补了很多他们才情的不足。
但像我、像张艺谋这样的人，这都属于生是自个儿砍杀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帮你，别人你也指不上。
贴身跟了张艺谋多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了句别人听了都不信的总结陈词：
他看上去八面玲珑，其实四面楚歌。
01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2014年的《归来》和2020年的《一秒钟》，看作一组三部曲。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静秋（山楂树之恋，周冬雨 饰）、丹丹（归来，张慧雯 饰）和张九声的女儿（一秒钟）这三个少女，都有一个相似的成长背景：
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谨小慎微的母亲，因劳改而缺席的父亲，被人看不起，前途渺茫。
这种精神重负，在影片中，是通过加诸少女身上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表现的。
瘦弱的静秋为了顺利顶替母亲在学校的教席，主动申请暑假参与翻修篮球场的工作，在石灰水泥中翻滚；
一心想跳《红色娘子军》主角吴清华的丹丹，没跳成主角，没跳成战士，最后跳进了纺织厂，在机器轰隆中消耗青春；
张九声的女儿只有胶片上的一秒钟镜头，但在循环播放中，14岁的少女似乎有扛不完的面袋，因而也永远抬不起头。
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不仅属于静秋、丹丹和张九声女儿，也属于陕西国棉八厂的工人张艺谋。
张艺谋埋头苦干的农民样，十分具有迷惑性，让人误以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事实上，翻开张家家谱，张艺谋当得起一句，祖上曾经也是阔过的。张艺谋父亲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说，你爷爷家当年就这样，只大不小。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毕业生，做过陕西柞水县县长，后剿匪不成，反遭匪劫，由临潼逃难至西安，自此家道败落。
张艺谋的父亲，兄弟三人，皆是黄埔军校出身。解放前，大伯去了台湾。二伯下落不明，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需官。
一朝解放，张艺谋的父亲罪加一等：戴着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在新社会过了30多年。《一秒钟》里，刘闺女一喊张九声“坏分子”，仿佛一把刀子插到了他的软肋，怒，且怕。
这种屈辱，反革命分子后代张艺谋，深有体会，“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
张艺谋的北电同学、同样被家庭出身捆缚手脚的导演何群的少年经历，或许对《归来》里丹丹一角有所启发：
何群的同学回忆说，学校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他因为是坏分子，不可能演，但是特别关心。还自我调侃“起码演个狗腿子或打手之类不用化妆，绝对本色。”
上了初中，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张艺谋说，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
为了免于恐惧，他抄大字报练字，学画毛主席像，最后练成一项绝活：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
1968年，18岁的张艺谋下放到陕西省乾县杨汉乡北倪村插队。
一到地方，没人要求，他像主动到篮球场推沙子、和水泥的静秋，花了几天时间，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引动父老乡亲出来看新鲜，他躲到后面，听人们赞叹议论。
由此，在这三部电影中，羸弱少女干重活，就不仅是精神重负的外化，更是一种求生存的手段。
用张艺谋的话说，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
会刷标语，能画主席像以及打篮球出类拔萃，让张艺谋得以跨越出身问题，成为陕西国棉八厂的车间宣传员。安安稳稳当一辈子工人，是彼时的张艺谋最大的愿望。
当时的国棉八厂，藏龙卧虎。一个叫吴德功的业余票友，下班时间临摹出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名画《深渊旁》，把张艺谋震住了。
张艺谋不甘落后。进了工厂，他想学摄影。为买相机张艺谋祖父，他开始攒钱。期间就靠整本整本抄书，学习构图和摄影理论知识。抄了三年书，钱还没攒够。于是卖血换钱，再有一点母亲的资助，最终他花了186块6，买了一台海鸥相机。
他沿着渭河走下十几里地，拍出人生第一张照片：一个农民在河边耕地。
写标语，画主席像，抄书，有理论有实践，都给他拍照打下了底子。一按快门，洗出来叫工友一看，个个给竖大拇指。
他白天拍照，晚上就地打造暗室——将工厂宿舍的蹲厕瓷水槽，作为洗胶卷的化学用品存放处。待工友睡熟，他从搪瓷盆中取出洗好的胶卷，高高低低悬挂于狭长的宿舍，如一笔龙飞凤舞的毛笔字。
《一秒钟》里精细呈现的洗胶片场景，非编剧邹静之手笔，都来自张艺谋的切身经历。
很快，凭借出色的摄影才华，张艺谋跃居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一。成名后，他难掩得意，称自己是四大才子之首。日后面对采访再提及，他改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事实上，另外三大才子，都成了他的摄影模特。
1977年，文革结束，大学招生。本打算当一辈子工人的张艺谋，不为所动。“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
到了1978年，听说大学面向社会招生，他开始蠢蠢欲动，这才透了之前不为所动的底：怕家庭出身问题过不了关。这下他打定了主意，只要是个大学就上。
篮球技术过硬的张艺谋，第一选择是体育学院，后想到美术学院，又都觉得没戏。权衡之下，他觉得西北农学院就不错，因为据说畜牧专业分低，容易上。
眼看跑偏，工友田钧一把将一再撤退的张艺谋推向正轨：你拍照那么好，干嘛不考北京电影学院呢？
张艺谋被一语惊醒，打算报考北电摄影系。可惜年龄超了6岁，名都报不了。要下成死棋的当口，还是田钧棋高一着：给文化部长黄镇写信。
重要的不是信，而是展现自己的水平。于是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拿出最好的摄影作品，要制作成一套影集。
信和影集弄好了，怎么递到部长手上，犯了难。最终靠前妻肖华的姐夫、时任《中国烹饪》摄影记者王涤寰，接通了天梯——
王涤寰找到忘年交老画家白雪石，白雪石是黄镇的座上客，又经漫画家华君武转呈，一来二去，黄镇看到了张艺谋的作品，作了点评：很有水平。向北电下达了建议破格录用的指示。
到了北京，进了北电摄影系的张艺谋，和同班同学一比较，除了年龄比别人大一截，什么都比别人差一截。他自嘲道：
我算什么？井底之蛙。在咸阳的工厂里，前纺车间，织袜车间，平时在渭河边儿转悠拍点儿东西。
你看看北京，波澜壮阔。
02
冯小刚说的电影圈有两类人占优，其中之一，便是电影世家子弟。现在他们是张艺谋的同学。其中佼佼者，又属田壮壮和陈凯歌。
田壮壮的父亲田方，是首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一秒钟》里，村民看的《英雄儿女》里，王政委的扮演者，便是田方。
母亲于蓝是受过周总理当面表扬的“永远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岁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80岁才退休。家中往来无白丁，中国电影史上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叔叔阿姨。
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执导过《杨门女将》《海霞》《铁弓缘》等电影的老一代导演，对戏曲片钻研颇深，后来陈凯歌拍《霸王别姬》，他给做艺术指导。
张艺谋说，同学有共识，82届要出人的话，这俩人先出来。“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有些拍他们马屁。”
李少红、彭小莲和胡玫等女同学也光彩夺目。“这几个也是能看出来的，才女，谈吐不俗，气度不凡，将来有出息。”
王朔撂了句大实话：
李少红、周晓文，包括陈凯歌、田壮壮，爸爸都是老干部，他们占有资源，说实在的这是不公平，你没看过电影他看过，他们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张艺谋有点悲愤感，他们78班里面有多少子弟啊，胡玫她爸是总政文工团团长，他们当然有这个资源，人脉都熟，你一个张艺谋考北京电影学院你费多大劲啊。
一圈看下来，张艺谋如乡下人进城，此前的能文能武，被比成了两手空空。
在篮球队，田壮壮和陈凯歌是主力，曾凭球技过人被招进的工厂的张艺谋是替补；抄了几年书，但在插队时也要装上一箱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诗词格律》《红楼梦》和一套8册的古文选读当枕边书的陈凯歌面前，几乎不值一提。
张艺谋开始奋起直追。他找到林大庆、白宏、吴子牛和陈凯歌这四个最有学问的同学，给自己开书单。书单涉猎广泛，他一本本借来，埋头苦读。后来写《黄土地》摄影阐述，他不忘引用《文心雕龙》里的句子“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以显得自己有文化。
他开始恶补电影。边看边在母亲给的医学资料卡片上快速记构图、光线、影调。大学四年，看了几百部电影，卡片用了半箱子。“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见识太少，能抓点什么是什么。”
这边张艺谋在疯狂补课，那边田壮壮已经拍起了短片作品。到了拍毕业作品《红象》时，摄影系的张艺谋、侯咏和吕乐给他掌镜。
被问对这段经历有何感受，他说，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摄影系的五六个学生做实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此时的张艺谋，摄影水平之高，同届当中，不做第二人想。说起来，田壮壮当初报考导演系而非摄影系，年龄有所超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张艺谋有关。“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了，已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不行，后来就没报这个系。”
他学习能力强。1979年，去看第一届影响全国的“四月影会”，把张艺谋看得目瞪口呆，“我这些玩意，妈的，雕虫小技!”
但是在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四月影会”上，张艺谋拿出了《啊！一代青年》参展，用7张照片，总结文革十年张艺谋祖父，被很多人认为是那一届影会最好的作品。
但他志不在此——他想当导演。
给田壮壮当摄影的时候，白天让怎么拍就怎么拍，晚上他在心里默一遍戏，“要是让我来导，应该怎么拍。”回到眼前，他知道不太现实：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
眼下，张艺谋只有一个目标：顺利念完大学四年。
张艺谋算不上被北电正式录取。当初黄镇部长一纸令下，也不过替他争取来两年的学习机会。两年期限一到，张艺谋被叫去谈话。何去何从，学校要他回去等结果。
谈话之后，张艺谋自尊心大伤。他说，我一天都不想在电影学院待了。人家对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人都有自尊心，我不能再厚脸皮留下去。
没有文凭，找工作也难。在同学的动员和建议下，他还是厚着脸皮跟学校主动表态：希望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学习。老师让他写个申请，要报到文化部。
交了申请，暑假也到了，临走前他跟田壮壮说，哥们儿这个假期走了，可能就回不了电影学院了。
假期结束，张艺谋等来了可以继续读完的好消息。自此，他在提心吊胆中过完四年，“自己老觉得有些非法，像黑人黑户似的。”
四年后毕业，同学陆续分配。田壮壮和陈凯歌根正苗红，自然留在北京，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张艺谋和何群、肖风、张军钊四人，则被“发配”到了又偏又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大家都不愿去。何群脾气急，嚷道：再迈一步就到越南了！
田壮壮听说这件事，比张艺谋还急，找母亲于蓝帮忙。于蓝费了半天劲，不成。退而求其次，张艺谋又活动过改调新建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被告知不可能。
那阵子在家里，妻子肖华发现他常常半夜蹲沙发边抽烟。张艺谋对她说，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四人中，张艺谋是老大。大家都听他的，他决定去，其他三人也就跟着去。田壮壮劝他说，北京户口你也知道多宝贵，出去了想再回来就比上天还难了。
张艺谋沉默许久，最后说，替我谢谢你母亲，让她费心了。我还是决定去，哥们之间说了不算数，不仗义。田壮壮看着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第一个作品是被誉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大胆运用不完整构图和黑白灰影调，追求雕塑般的力量感。他一上来就一个原则：怎么不一样怎么来，标新立异。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看后，给该片导演张军钊写信说，本片的摄影构图严重抢戏。
第二个担任摄影的作品是陈凯歌的《黄土地》。此时，张艺谋在剧组已有“张大师”的称号。他对场景地要求苛刻。达不到拍摄条件，就要创造条件。陈凯歌有名文《秦国人——记张艺谋》代为记录：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不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
凭借该片，张艺谋获第5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得奖后，报纸大肆宣扬。张艺谋和父亲几乎没有交流。每回他和母亲通话，父亲把要说的话写到纸条上，代为传达。听说得了奖，父亲给写了封信：
你的获奖及报刊上对你获得金奖的宣传，于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获奖者均未有此宣传。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三千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子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已。唯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
紧接着，他和陈凯歌又合作了部《大阅兵》，这是他从摄影转导演的分水岭。
摄影上的大开大合，与张艺谋小心翼翼的性格，截然相反。他认为这是自我情绪的反映：那时候老觉得情绪压抑，自己的人生很压抑。所以在摄影上就产生一种冲动，就是不顾一切拼命地去表现。
这种压抑的情绪，要在成为《红高粱》的导演后，才得完全释放。
北电教授倪震是“第五代”的命名者。他说在上学期间，就已奠定了第五代将会步台湾新电影的方向。田壮壮就是侯孝贤的方向，陈凯歌就是杨德昌的方向。他们将带领中国电影走向现实主义和理性思辨的道路。
谁也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张艺谋，改变了第五代的格局和中国电影潮水的流向。
03
《一秒钟》的剧本筹备阶段，张艺谋给编剧邹静之写信，介绍这个故事：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
信将写完，他补充道：但，大故事小故事，大特色小特色，最重要的还是人物和情感，我深知这是关键。
这两段话起码传递出了两个信息：
第一，再拍一部《活着》，已无可能。但是他想找回拍《活着》时那种状态。
第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刻画，是他创作的重中之重。
纵观张艺谋三十余年的创作之路，我们不妨武断地说，《活着》的创作心态与对人的注重，是他时常丢失又时常找回的两样东西。
1987到1991年，《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接连三部，张艺谋仿佛拿起了以前插队时饱蘸颜料的拖把，把热烈的色彩涂抹到高粱地、一泻千里的布料和一只只大红灯笼上。
但这几部在造型上大做文章的作品，一鸣惊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再而衰、三而竭的颓势。
对此，张艺谋早有反省。他有一次跟侯孝贤聊天，把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一比较，发现了问题：
他们的长处是从小处入手，关注人、人本身、人的故事。而大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进行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
看了侯孝贤、杨德昌的作品，张艺谋深受启发，做出自我批评：我们总是关心政治，关心政策，却不关心人自己。
究其本质，还是叙事能力和人物刻画能力不过关。
张艺谋看得清醒：拍《红高粱》时，我就没有过叙事关。到了《菊豆》，把俩人的事儿讲清楚讲顺畅其实那里面的学问挺大的。
他说，说一千道一万，电影还是刻画人物的，风格那个东西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容易变。
反省归反省，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依然在风格化上一路狂奔。他自创的一套点灯、封灯仪式，甚至被冠上“伪民俗”的罪名。
侯孝贤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挂名监制。他说，如果由我来拍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会把重点放在那个大家庭，就像《红楼梦》描写的那样。
真正的转变，在《秋菊打官司》中到来。与前面几部的大鸣大放相比，这部电影被评价为“返璞归真。”
纪实风格和偷拍手法各攥一角，大幕一拉，以往那个张扬的张艺谋，藏到了幕后，把主演巩俐推到了幕前。
在此之前，张艺谋拍了三个电影，巩俐当了三回女主角。一回比一回漂亮。因为过于漂亮，除了张艺谋，没人相信她能演好农村妇女。他身边的编剧、最好的朋友都认为巩俐不可能完成。
本片编剧刘恒对张艺谋说，一想到是巩俐来演，我就写不下去了。来来回回，反复念叨。张艺谋揣着担心，但是嘴硬。他知道刘恒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是：你不要光顾你的私人关系。你非要用她，这样子我们就不干了。
冒着众叛亲离的风险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此前张艺谋电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站到了统一战线，都给叫好。
编剧芦苇说，第五代导演中，我认为最重视故事叙事的是张艺谋。《秋菊打官司》是个非常完整的情节片，没有任何脱节或讲不清楚的地方。
而巩俐更是拿了一座威尼斯最佳女主角奖杯，奉献出迄今最好的表演。刘恒看了电影说，哎呀，没想到。
巩俐获奖，可以看作是张艺谋扭转观念，开始重视演员表演和人物塑造的有力证明。他承认拍《红高粱》《菊豆》时，和演员沟通存在问题，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造型上。到了《秋菊打官司》，他想明白一件事：做导演第一重要的，而且唯一重要的就是和演员的交流。
这边想明白了，那边他找来葛优主演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
来到第五部电影（给朋友帮忙拍的《代号美洲豹》姑且摘出去），张艺谋在《活着》剧本讨论会上，顺势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中心思想总结：
《红高粱》是玩牛逼；《菊豆》是有贼心没贼胆；《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窝里斗；《秋菊打官司》是没完没了；《活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着》的定稿编剧芦苇有进一步申述——
它表现了中国人一种所谓的生存精神：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目标与意义。中国电影从未去表现它揭示它，《活着》是第一部。
套用这句话，便是张艺谋此时的创作态度：为了拍出一部好电影而拍电影。拍电影本身就是目标与意义。
剧本冶炼过程中，张艺谋没少往里头投身边人和自己的事儿当柴烧。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医生，电影中，那个吃了七个馒头的王医生，就发生在母亲的医院。
芦苇边写剧本边和他相处，写着写着，也把他看到的写进去了：
有一回，张艺谋妻子带着女儿来看他，张艺谋见到妻儿特别激动。到了电影里，就有了家珍带着小儿子有庆回家这一幕。张艺谋当时说的话，都照搬成了台词。
有一次，他在美国见到阿城，阿城说，你们第五代导演，谁哪一天能跟侯孝贤似的拍自己童年的自传，我觉得你们也就干得可以了。
这话张艺谋一直记着。某种程度上，张艺谋觉得，《活着》是离他最近、自传性最强的电影。
他毫不讳言最想拍的就是文革题材，但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生活、人性层面的——
“文化大革命从我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我看带这个世界的角度，我对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于陈凯歌，不同于田壮壮。”
他想拍十部这样的电影，想看在这样一场大悲剧前，人性暴露的弱点、痛苦、扭曲和它的舒展。
《活着》拍出来，提前看到试映场和样片的观众，都说这是张艺谋最好的一部电影，但也对是否能通过审查表示担心。张艺谋很有自信：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认为它没有任何恶意，是不以政治为目的的。“如果你在这个题材、这部影片中完全躲开政治，观众会觉得你不够真诚。”
《活着》后来的遭遇，众所周知：前脚摘得戛纳最佳男演员和评审团大奖，后脚被国内禁映。
十部文革题材电影计划，被迫搁浅。
关于《活着》被禁的官方说明，至今无从查询。谨言慎行的张艺谋对此也从不多谈。2000年，因《鬼子来了》被罚五年不得拍片的姜文说的一番气话，或许也道出了张艺谋的心声：
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
《活着》被禁之后，张艺谋故作潇洒：它没有在我的心中造成好像磨灭不了的痕迹，当年没有。
他继续若无其事地拍下去。1995年到2000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不打盹儿，一部接一部。
明眼人一眼看出了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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