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北京书摊话旧》（《燕都》1987年第四期）的末尾，说起笔者解放前曾在安定门内大街路西刘振海的书摊上购得清末报纸连载的白话小说，列举了湛引铭的《白话聊斋》、蔡友梅的《新鲜滋味》、王冷佛的《未了缘》数种，并云这些作品都是早期的京味小说，是研究北京风俗、语言的极好资料，可惜在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不久，就有同好询问这些小说的情况，以便邀一步对这类作品进行研究。说来凑巧，1987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冷佛的另一本清末北京实事小说《春阿氏》。冷佛名王绮，北京内务府旗籍。近承此书校释者弥松颐先生惠书，展阅之下，如晤旧友，倍宽亲切。春阿氏是北京满洲镶黄旗人阿洪阿之女，嫁与本旗人春英，按照旗人以名代姓的通例，故称春阿氏。春阿氏是旧社会封建婚姻下的牺牲者，其事哀感顽艳，可歌可泣，案出不久，即被文人写入小说，编成戏剧，在社会上流传甚远。
偶与一些青年堋友谈及春阿氏其人其事其书。青年朋友们大都将春阿氏的阿字读者 ā，是普通话四声中的阴平，和阿Q的阿字同音，这是不正确的。由此联想到某些中学历史教师和评书艺人在讲说有关近代史的教材或节目时，对清代权臣穆彰阿的阿字也读作 ā。不知旗人姓名中的不少汉字，本由满蒙文的译音而来，在读音上不能适用一般汉字的正规读法，而另有其特殊读音。即以春阿氏、穆彰阿的阿字，以及春阿氏之父阿洪阿的两个阿字来说，均应读作普通话四声巾的去声à，不能读作ā。旗人姓名中这类例子很多，据笔者所知，如阿、那、鄂、额、华、宁、讷、托、双……等字，均有其特殊读音；这些字的特殊读音，在通行的辞书中，或未予注明，或虽注出而有讹误，似有弄清楚的必要。因不揣浅陋，依次注出各字的特殊读音，举例不厌其烦，俾资考稽。惟笔者不谙满语，写此小文，仅凭数十年亲身所闻，参以耆老口碑，容有未允，尚乞方家指正。
【阿】读à，不读ā。显宦如大学士满洲章佳氏阿克敦（冲和）、阿桂（广庭）父子，闽浙总督舒穆鲁氏阿林保（雨窗），诗人舒穆鲁氏阿金（云举），画家舒穆鲁氏阿尔稗（香谷），近代如蒙古王僧格林沁之裔博尔济吉特氏阿穆尔灵圭（意庵），光绪戊戌科翰林满洲伊尔根觉罗氏阿联（简臣），成都知府汉军邵氏阿麟（子祥），曲艺老艺人阿鉴如等，均音à；人名中有两个阿字的，如广洲将军满洲阿精阿（纯斋），荆州副都统阿郎阿，密云副都统阿隆阿，刑部尚书阿勒精阿，近代如北洋政府时期众议院议员蒙古阿昌阿（汉卿），其两个阿字也都读作 à 。
【那】 读nā ，不读nà 。满族姓氏中叶赫那拉、辉发那拉、哈达那拉，以及人名中的那字，均读nā。《辞海》“那桐”条的那字音nuó，误。显宦如满洲章佳氏阿桂之子直隶总督那彦成（绎堂），兵部尚书叶赫那拉氏那清安（竹汀），奉天将军戴佳氏那苏图（羲文），世袭三等男爵汉军李氏明宁远伯李成梁之裔那达纳（伯言）。清末内阁协理大臣叶赫那拉氏那桐（琴轩），第宅在东城金鱼胡同，有花园颇具竹石之胜，称那家花园，蒙古亲王那彦图（巨甫），府邸在北城宝钞胡同，占地三十余亩，极宏伟，称那王府，近代象棋名手那健庭，以及四十年代西单皮库胡同东口路北的那家白肉馆，那字均读nā。又，旗人喜用数目字命名，满语七十曰那丹珠，道光间有盛京兵部侍郎那丹珠，三十年代东四北大街有那寿珊诊疗所，主人名那丹珠，其字寿珊，当取七十古稀为寿之意。
【鄂】读 ào，不读 è《辞海》以鄂姓的鄂字音 è，系指汉族鄂氏而言。汉族鄂氏出晋鄂侯之后，汉有鄂千秋。旗人姓氏中，如满洲董鄂氏、蒙古鄂卓氏，以及命名中的鄂字，均读ào。显宦如保和殿大学士满洲西林觉罗氏鄂尔泰（毅庵），其弟兵部尚书鄂尔奇（复庵），其子两江总督鄂容安（休如）、工部侍郎鄂忻、（怡云），其侄安徽巡抚鄂乐舜（筠亭），以及驻藏大臣章佳氏鄂礼（立庭），成都将军博尔济吉特氏鄂山（润泉），泰宁镇总兵宗室鄂尔端（午桥），鄂字均读ào’由于鄂尔泰一门群从命名多有鄂字，所以辛亥革命后，满族西林觉罗氏后裔，除了冠姓林、罗之外，有的遂以鄂为姓，但其读音不能读è。
【额】 读è，不读é。满语官名固山额真（都统）、牛录额真（佐领），溥仪的淑妃文绣之姓额尔德特氏，以及旗人名中的额字，都读 è；《辞海》失注。显宦如西安将军满洲瓜尔佳氏额勒登保（珠轩），内务府大臣满洲索佳氏额勒布（约斋），武英殿大学士满洲觉尔察氏额勒和布（小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满洲格何恩氏额尔庆额（蔼堂），黑龙江副都统满洲额勒精额（玉如），额字均读 è。其中索佳氏额勒布，雅好文艺，斋名藤花榭，嘉庆、道光间曾刊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及《说文解字》、《经学五书》，世称善本。觉尔察氏额勒和布旧宅在西城锦什坊街武衣库，今名大乘胡同，其宅在三十年代由其后裔售与宋明轩将军（哲元），而附近的老住户仍称之为额中堂宅。写到这里，想起某笔记曾载清末文人喜用时人姓名作为联语以博一笑者，如端午桥（方）之对重阳谷，张之洞之对陶然亭，于额勒和布则对以腰系战裙，则尤见巧思。又，旗人呼母曰奶奶，又曰额娘。额字也读è，娘字轻声。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的配音，额字读成 é，娘字也未轻声。
【华】 读huá。，不读huà。近人清远朱汝珍《词林姓氏韵编》凡例云：“华字满蒙人平读，入下平声麻韵，汉人仄读，入去声马韵。”如康熙间川陕总督觉罗华显，道光癸未科翰林宗室华德（鉴堂），均读huá。汉族华姓和陕西华山的华，则读huà 。
【宁】读níng，不读nìng 。《词林姓氏韵编》凡例云：“宁字满蒙人平读，入下平声青韵，汉人仄读，入去声径韵。”如宁夏副都统宁庆，嘉庆壬戌科翰林宁古齐（璞斋）均读níng。清初宏文院大学士汉军宁完我（公甫），则本系汉族，其宁字自宜读nìng。
【讷】读nē，不读nè。如文渊阁大学士满洲费莫氏讷尔经额（近堂），盛京工部侍郎蒙古讷仁（静山），盛京副都统满洲瓜尔佳氏讷钦（子襄），近代“遥吟俯唱”票友讷绍先，均读nē。
【托】 读tuó，不读tuō。如东阁大学士满洲富察氏托津（知亭），直隶按察使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托浑布（爱山），青州副都统满洲托云布（瑞亭），以及春阿氏的婆婆文托氏的托字，均读tuó。
【双】 读shuàng，不读shuāng。如科布多参赞大臣蒙古双寿（如山），近代北京旗籍评书艺人双厚坪，均读shuàng。清末北京艺坛，谭鑫培称戏剧大王，刘宝全称鼓曲大王，双厚坪以评书大王，与谭、刘鼎足而三。
【作者简介】：
石继昌，苏完瓜尔佳氏，字守常，本为满族汉军旗人。他的远祖是明末清初的石廷柱。石廷柱随清军征战，后从龙入关，累立战功，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镇海大将军都统一等伯。终清一代，石家历代显宦。1949年之后，石家败落，石先生靠给人缮写誊录，赖以生活。50年代后期，中华书局选取明清笔记，点校刊印，听说石先生熟悉清朝人物史事，以及刊本稿本情况，特邀其入编辑部，从事选题、校勘、整理等工作，贡献颇多。“文革”期间，石先生失业，并献出京畿道及花市等处房产以求安。所幸当时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他每日在琉璃厂一带，推车扫地，拣烂纸出卖，贴补家用。王孙沦落，真验了“斯文扫地”一句古话，最艰难时，竟将所藏明清笔记珍本稿本两大书柜，悉数忍痛卖出，仍难疗饥。七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石先生才学有所用，点校古籍，撰写文章，很有文名。
浅谈满族人的汉姓
客：您在《正说索家花园及其它》中说，有人为了搞清索家花园这位索氏究竟为何人，颇费了一番功夫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此位索大人乃咸丰朝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索绰罗氏，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可结果还是没弄对。
主：这个应该说事出有因。其实有关部门知道这是明善的故宅，俗称索家花园。因为明善的五世孙察（索）奎垣先生，就住在秦老胡同35号对过。他曾多次向档案、新闻等部门做过介绍，街道居委会对此也是清楚的。但不知为何在文保铭牌上却只标注“原为晚清内务府大臣的宅院花园部分”。
客：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咱们平常说故居，一定说是某某人的故居，没听说只说官职不说名姓的。
主：就是啊。再说这晚清，咱们按历史大家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晚清七十年。那就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算起，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我大概查了一下，这70年间，总共有70人曾任职内务府总管大臣，而且同期的内务府总管大臣也不止一位，是分首席、次席、三席等等。您说谁能搞得清这宅院，到底是晚清哪位内务府总管大臣的故居呢？
客：还真是，要是不知道这位主人姓索，就连这宝鋆恐怕都考证不出来了。
主：不过，话说回来，考证到了宝鋆多少还算沾了点边儿。您想宝鋆的这几个主要条件：满洲人、咸丰朝总管内务府大臣、姓索绰罗氏，看上去不都对上号了？而宝鋆和明善在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四年（1865）还真同时担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
客：八成是索绰罗的这个索字，给误导了。
主：您说对了。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现在一般人多对满族人的汉姓不大熟悉，大家只是从电视剧了解满族人的姓名。这里面最误导大众的非索尼和索额图父子莫属。很多人都以为这里的索字是姓，父亲姓索名尼，儿子姓索名额图。其实索尼和索额图都是名字，他们的满族姓氏是是赫舍里。说明善姓索，这个索是汉姓的索，汉姓一般都是一个字，单音节，明善的满族姓氏为察哈拉。而宝鋆的索绰罗那是满族姓氏。满族姓氏，一般是多字，多音节。满族姓氏索绰罗采用汉姓并不一定都姓索。
客：怎么说不一定，是不是也有不姓索的？
主：满族索绰罗氏的汉姓有姓索的，但据我所知以姓曹者居多，也有姓石的。
客：怎么会这样，难道满族人的汉姓没什么讲究吗？
主：初期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上层要求也较严，后来就逐渐松弛，到了民国，那取汉姓基本就随心所欲了。
客：我听说，满族人用汉姓，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因大清帝国被推翻，建立了民国，满族人怕受歧视，就纷纷采用汉姓了。好在满族人进关已200多年，对下层的满族大众来说，从长相到生活习惯和汉族也没什么太大区别，更有不少满族人早和汉族通婚了，用了汉姓不说是满族，也没人知晓，所以有的人干脆连民族也改成汉族了。
主：您说的这又是一个误区。事实上满族人用汉姓从清初就开始了。随着满洲贵族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或称汉化程度的加深，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达到高潮。清朝有好几位皇帝就此问题还曾专门发过圣谕。
客：是禁止满族人使用汉姓吗？
主：那倒不是。他们知道挡也挡不住，只是强调要有一定的规矩，避免将原有的满族姓氏遗忘。关于满族人原有姓氏的起源，演变，以及满族人汉姓的来路，过去有专家学者专门做过论述，只是近年来有所淡化。我这有一篇关于满族人取汉姓来路的拙文，甚为简陋，您拿去看看，权当提个醒吧。
从满族人士的汉姓说起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绮园花园》，一称索家花园，是晚清咸同年间，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宅邸的庭院部分。明善，满洲骧黄旗人，察哈拉氏单怎么读音姓氏，国子监监生出身，在晚清道咸同三朝先后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工部侍郎等官职，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有名。
明善宅邸的庭院，被称作索家花园，不少人感到费解。要说清个中原因，那要从满族的汉化和满族人的汉姓说起了。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又将国号定为大清，正式开始了谋求入主中原，夺取天下的征程。有人认为，皇太极将国号定为“大清” ，族名定为满洲，是取“清”和“满”这两个汉字，均有水字偏旁，而朱明王朝的“朱” 、“明”均有火的含意。按阴阳五行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水”可克“火”。因此，皇太极精选“清”、“满”二字，以此表达推翻明朝的决心。笔者很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皇太极固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若和其入关后的子孙相比，说有天壤之别并不为过。且不论“朱”、“明”的含义和“火”的相关性有多大，即以皇太极这样一位南北征战，戎马一生的少数民族君主，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熟练运用，是大有疑问的。
实际上，“清”和“满洲”都是来自满语的译音。清末著名学者震钧（1857~1920），即《国朝书人辑略》和《天咫偶闻》的作者，就将“满洲”译作“曼殊”，这和英语中满族Manchu 的读音[m?nt?u:]更为接近。满族正确的称呼应该是满洲（曼殊）族。所以，如果说皇太极取“满”字有以“水”克“火”的意图，笔者以为那多半也是明朝的降官们，在将满文译成汉字时，所作的手脚。
请初的统治者面对入关初期复杂动荡的政治局面，除采取沿袭明朝的机构制度，留用大部分汉官等措施外，更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战乱还在持续进行中，即宣布恢复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明确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无意否定 “学而优则仕” 传统。此举极大地安抚了因政权更迭，科考中断而对前途感到无望，莫知所措的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考选拔出的官员，被安排到中央和地方工作，迅速形成了一支以汉官为主体的地方官员系统，使全国局面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对开创清朝267年的统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清朝的统治者在巩固统治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学习和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争取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纵观整个清代，满族统治集团对子女的教育都极为重视，对皇子乃至幼帝本人学习的管理更是严格有加。清朝的皇子6岁即开始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虽然满文，蒙文也是学习内容，但是份量最重的则是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诗词，书画等。而受聘为师傅和帝师的无不是当时汉大臣中的的耆硕和大儒。即以晚清几位皇帝的主要帝师为例：咸丰皇帝奕伫的师傅杜受田，道光三年进士，道光咸丰两朝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使、工部尚书等职；同治皇帝载淳的师傅李鸿藻，咸丰二年进士，咸同两朝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乡试副考官、学政提督、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同治四年任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载湉的师傅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咸同光三朝先后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同治七年进士，翰林，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宣统三年任毓庆宫授读。正是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清朝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从福临到溥仪，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厚的学养。而康乾盛世中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更达到了游刃有余，挥洒自如的程度。
满洲贵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汉族的家族、姓氏和宅邸文化传统，特别受到青睐。满洲人原有的姓氏，带有浓厚的原始渔猎民族的特征，多是以祖先所居住区域的地名、山河的名称或崇拜的图腾为姓，如佟佳为地名，赫舍里为河流名等。反观同朝为官的汉族大臣，如出身名门望族，往往以一个堂号为其家族的通称。某人如自称出自《三槐堂》，那一定是王姓而且是北宋王祜的后人;若称出自《四知堂》,那一定是东汉杨震的后代。汉大臣的宅邸、花园或书房也都冠以优雅、谐趣的斋名、室名。而姓名的称呼则除名外还有字（亦称表字）、号、别号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高尚，风雅的象征，于是群起仿效，采用汉姓成为当时满洲上层最流行的时尚。这种风气从入关后就开始了，随着汉化的深入，到了康乾盛世年间达到高潮，一发不可收拾。
满洲人（也包括蒙古族人）采用汉姓，大体有以下五种情况：第一种，满洲人多音节的姓氏在由满语译成汉语时，如姓氏首字的读音与常用汉姓，即《百家姓》中的汉姓汉字的读音相同时，则以此汉字或同音字作为汉姓。如满洲的马佳氏、佟佳氏、富察氏，董鄂氏、喜塔喇氏，汉姓分别作马、佟（童）、富（傅）、董、奚等等；第二种，满洲人的姓氏由满语译成汉语时，姓氏的首字虽无读音完全相同的汉字，但有近似谐音的，则取此汉字作为汉姓。如满洲的瓜尔佳氏，将“瓜（gua）”改用汉姓“关（guan）”。他他拉氏，将“他（ta）”改用汉姓“唐（tang）”。由蒙古姓氏转入满洲姓氏的博尔济吉特氏，将“博（bo）”改用汉姓“鲍（bau）”，金朝王室后裔完颜氏，将“完（wan）”改用汉姓“王（wang）等等；第三种，如满洲家族先人中著名人物的名字中有与常用汉姓读音相同的，则取此汉字或同音字为汉姓。如赫舍里氏的汉姓为康，就是取先祖康奇郎名字中的汉译“康”作为汉姓的；第四种，采用满洲姓氏原有的含义译为汉语并选用相近的汉姓。如爱新觉罗满语含义为金子的意思，而汉姓中恰有金姓，故爱新觉罗氏汉姓为金。钮钴禄满语含义为狼，原为该氏族的崇拜图腾，取其凶猛彪悍意，取汉姓则转译同音字“郎”。第五种，从家族先人中曾发生的典故中选取，如满族姓氏索绰罗氏的汉姓为曹，有一传说是因先祖在征战中曾避险于马厩石槽之下，故此取曹或石为汉姓。前述索家花园主人明善的汉姓，就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明善在雍乾年间的先人为索柱，“索”恰为汉姓，故索柱后人就以索作为察哈拉氏的汉姓。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同一满洲姓氏，在采用汉姓时常常并不是唯一的。例如，瓜尔佳氏的汉姓除“关”姓外，还有白、石、汪等。赫舍里氏的汉姓除“康”姓外，还有赫、黑、何、王等。即便是皇室的姓氏爱新觉罗，改称汉姓的除“金”姓外，也还有赵、肇、罗、艾等。
满洲人仿效汉族采用汉姓的趋势，曾引起满洲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但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常常是矛盾和言不由衷的。一方面他们非常欣赏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很高造诣。我们现在除了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外，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们当年身着汉族服饰从事耕作、渔猎和休闲的画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又承担着保留和延续本民族特征和风俗习惯传统的责任。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五年，曾就满族人的汉姓专门下了一道上谕：“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钮氏或变称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亦当曰牛，岂可直呼为郎，同于汉姓乎？姓氏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仔细体味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无奈。乾隆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修养，远远超过一般的汉族士人。他把自己养心殿西暖阁的书房起名《三希堂》，收藏了中国书法希世珍品《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他的御笔题诗或题字更是塞北江南到处可见。所以他这道上谕，并没有一概反对使用汉姓，无非是要规范一下满洲和蒙古采用汉姓的方法。也就是至少读音应与原满姓相近，便于联想而不至忘却满姓。于是他借着钮钴禄氏变满姓“钮”为汉姓，不用“牛”却用“郎”，颐指气使，如此这般地狠批一通。其实这只是他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说而已，而且他大概也清楚说了恐怕也是白说。事实上，他的这条最高指示，也确实没起到多大作用。甚至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最终也没能统一采用同一汉姓。
满族和蒙古族人，虽然采用汉姓和汉名，为了与汉族相区别，是有几条规矩的。一是称名而不举姓。即不仅将姓放在名后，而且平常并不使用，即使公私文牍，也是如此。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我们看到，称汉大臣纪晓岚为纪大人，而称满大臣和绅则为和大人，或称官职，和绅官至大学士故亦称和中堂。而和绅为钮钴禄氏汉姓为郎，却不称郎大人。这就是称名不举姓；二是满族人取名若用汉字只可用两字，不得用三字。故满族大臣的汉名，都是两字，如傅恒、荣禄、桂祥等等。而满语名字的字数是不限的，如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名臣索额图，乾隆朝乾隆女婿和绅之子丰绅殷德等；三是在正式书面称呼一般在官称后加名字的第二字，如明侍郎善，增大臣崇等。这种称呼方式，非熟悉之人仅从名字上难以辨别亲属关系。因此，在非正式场合，为了在称呼中说明这种家族亲属关系，常常把汉姓缀后。明善和其子文锡、孙增崇，曾先后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分别被时人称作明索、文索和增索。
满蒙族士人在采用汉姓后，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有了字、号、别号的称呼。他们在非官方文件，如私人笔记、文札中，又仿照汉族使用表字的用法，将文中人用姓和字称呼。汉族是将表字放在姓后，如李鸿章字少荃，称李少荃。但满蒙人是称名而不举姓的，只好放在汉名的第一字后，如明善字元甫称明元甫，明善之子文锡字澍田，称文澍田，孙增崇字寿臣，称增寿臣。从字面上这种三个字的称呼更加象汉族姓名，而真正的汉姓“索”反而不被人所知。这使满蒙族人的姓名、使用和亲属关系，常常令人迷惑不解，以至造成了满蒙族人一辈一姓的错觉。他们在采用汉姓后自然也就堂而皇之的为自己的宅邸、花园、书房冠以典雅的宅名、园名、斋名。晚请著名史料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作者崇彝单怎么读音姓氏，蒙古族，姓巴鲁特，汉姓柏，字泉孙，号巽庵，取书斋名为“选学斋”，故又称选学斋主人。《索家花园》主人明善字元甫，为自己的庭院取名为“绮园”。还为西侧另一组假山上的亭子，取名“堆云”。（山、亭后来均拆除）。
满族这种采用汉姓使用时称名不举姓和名字只可用两汉字的讲究，被称作“定制”。这种定制，在清朝统治前期，特别是在满洲统治者的上层人士中间基本上是保持得很好的，到了清晚期就不那么严格了。不过，如有违反一经发现便要纠正。嘉庆皇帝曾因满人署名用三字而专门下旨：“满洲旗人此种命名并同汉人，今则不许三汉字连用，并不准系以姓氏。”重申要严格遵循定制。清实录记载，光绪四年初，盛京将军崇厚上奏，奉天即今沈阳，刑部候补员外郎，满洲镶红旗人章魁升，假借民人张玉衡之名购买民产且拒不纳税，当衙门派差人传讯时竟殴打官差，后到案审讯时又狡辩抵赖，故奏请朝廷将其革职审办。慈禧当即下旨，章魁升即行革职并交崇厚等搜集人证严行审办。不过慈禧在这道上谕最后却反问道，章魁升既是满洲镶红旗人，何以称章姓？要求崇厚等查明，回奏。崇厚接旨后查明，章魁升实为魁升，并因自己的疏忽，上奏自请处分。慈禧再次下旨，免除对崇厚等的处分，但重申满洲、蒙古员名前不得添写汉姓，以符合定制。可见，到了晚清，即使象崇厚这样的满洲封疆大吏，也早已忘却先前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了。
民国初期，由于担心受到歧视，满族的汉姓纷纷提到了名前，除个别姓氏，如“那”姓、“钮”姓较特殊，尚可辨识为满族人的汉姓外，其余已与汉姓无异。而且姓氏也变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不再拘泥过去的规矩了。更有不少人甚至将满族改成了汉族。笔者两年前到东陵游览时，在饭店和餐厅所遇到的服务人员都是原守陵人的后代，虽经问起，都自知是满族，但都已姓张王李赵等，而问起“老姓”则大都已不甚了了了。
大千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绚烂缤纷，正是由于它的多样性。我们这个地球上共有60多亿人口，2000多个民族。在各民族相互交往、碰撞和融合过程中，注意保留各民族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像保护地球上濒危灭绝的物种那样，刻意保护世界上所有民族各自固有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否则，若干年后，地球上只能见到同一种肤色，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类种群，那将是多么恐怖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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